科技鑒定手段有益藝術品市場

國家質檢總局日前在京召開座談會，探討建立“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”，希望通過科技鑒定手段，改變主要靠專家眼力鑒定的現狀，尤其要治理藝術市場造假、售假、拍假亂象。消息令人振奮，但隨之而來的疑惑也不少：藝術品畢竟不是面包、羽絨服、家用電器等，有明確的質量標準，一些藝術品的真偽甚至連鑒賞大家都各執一詞，和藝術毫不搭界的質檢總局，能保證藝術鑒定的專業性和權威性嗎？

建數據庫，

　　為藝術品辦“智能身份證”

這次座談會傳出的消息是，中國檢驗檢疫學會與雅昌文化集團等29家專業檢測機構簽署合作協議，欲共同建立“以科技鑒定為基礎，以經驗鑒定為借鑒，以標準計量為依據，以認證認可為手段，以檢驗檢測為依托，以信息化為平臺，并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銜接”的藝術品鑒證質量溯源體系。

“科技鑒定為基礎，專家目鑒為借鑒”，將打破藝術品市場沒有行業標準、專家說了算的局面。那么具體的操作辦法是怎樣的呢？國家質檢總局《藝術品鑒證》雜志執行主編董大巍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說，分析一件藝術品，首先要拿科技檢測說話，例如有一件唐伯虎的作品，那么就要先通過儀器檢測，看紙和墨是否屬于明代，如果檢測出來只到清代，就可以直接證偽。過了科技檢測這一關，專家團隊才會出馬，分析作品的風格和筆墨，判斷是否是唐伯虎的作品。在這個鑒證體系中，質檢總局主要是制定標準并監督運行，不會將手直接伸入市場。

按現行規定，當藝術品買賣發生糾紛時，無論是機構還是專家，他們的鑒定結果都不會作為證據被法庭認可。但董大巍透露，質檢總局組織的鑒證體系，其鑒定結果將可以作為法庭證據，具備司法效力，這也就意味著，質檢總局系統將成為藝術品市場最權威的鑒定機構。

“如果能為藝術品建立一個‘國標’，就會緩解藝術品市場的亂象”，參加座談會的南京藝術學院人文學院文物系老師任大慶向記者介紹，如果藝術家主動做鑒證，鑒證過程將采用現代科技手段，提取藝術品的微觀特征，進行數據識別，再結合大數據和云計算等方式進行存儲記錄，再由獨立的第三方實驗室進行鑒定認證和權威備案。這套系統還會記錄下作品的尺寸、材質、裝幀、款識、印章，以及交易、展覽、出版等信息，相當于給藝術品辦理了一張“智能身份證”。他認為，“如果僅靠目鑒，太主觀，也容易受利益、人情等各種因素干擾。”

　在世藝術家作品好辦，

　　古人作品難斷

這套體系其實是在專家目鑒之前，增加了科技檢測手段，并將這種“雙軌制”規范化。那么，它究竟是否可行呢？

“做總比不做強，每一種規范市場的努力都值得贊賞，但要建立各種不同門類藝術品的標準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文化學者 、《中國文物黑皮書》作者吳樹曾深入調研過文物鑒定的科技手段，發現騙過儀器并不難，最常用的碳14檢測誤差在一兩百年內；唐代的瓷器若在明代被火燒過，檢測斷代就變成了明代；和田玉應該是產自新疆和田，但在國家的礦業標準里，產自青海、俄羅斯和韓國的玉料都叫和田玉，因為它們的化學成分相同。更重要的是，數據庫里要有標本庫，比如龍泉窯在不同的朝代會有獨特的物理屬性和化學成分，只有對大量標本進行采樣分析，才能對其成分比例有準確的判斷。

南京書畫家蕭平同時是一位著名的古代書畫鑒定家，在他看來，鑒證體系是有益探索，但也有局限性：“活人的作品還好辦，古人的作品沒法斷。在世的藝術家，把自己的作品送去鑒證，這部分作品相對比較可靠。但對古代藝術品，儀器就無能為力了。拿鄭板橋來說，當時就有人偽造他的作品，今天的人還可以拿清代的紙和墨來做偽，而儀器是檢不出來的。”

同時，在這個體系中，對在世藝術家作品鑒證的前提是，藝術家本身對作品要認可。但事實是常會有意外發生。蕭平講了一個故事：早年畫家黃胄在北京畫院的顏北家里作畫，沒帶印章，過了段時間顏北請人將畫送到黃家，請黃胄蓋章，結果黃胄說“這不是我畫的”。少數藝術家覺得早年作品不成熟，或應酬之作質量差，會斷真為假；有的賣出的作品是學生代筆，自己簽名的，又會認假為真。南京收藏家孔祥東曾向南京一位著名老畫家質疑某幅作品，老人卻讓他別多管，“我說真的就是真的”。他說： “自己鑒定自己的作品當然最權威，但正因為這些說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很多人認為畫家作為利益相關方，無權為自己的作品作鑒定。”

　鑒證后，

　　即使不是鐵證至少是力證

“藝術品市場的混亂，已到了非整治不可的地步！”南京畫家薛亮告訴記者，在他認識的成名畫家朋友里，沒有一個人的作品沒被偽造過，“有一次我得知北方一家拍賣公司要上拍署我名的贗品，就打電話過去抗議，對方卻說，‘不賣假的，你給我真的嗎？’”在這種情況下，所有凈化市場的努力都值得贊賞，即使這種做法不能立刻、徹底凈化市場。

質檢總局這次的鑒證體系，將會引入雅昌文化集團數據庫，這也就意味著雅昌的做法將會成為“國標”的一部分。那么，雅昌到底是如何操作的呢？

雅昌藝術家服務中心副總經理申小波告訴記者，雅昌鑒證目前主要針對在世藝術家， 2年來，已簽約1000多位藝術家，對3萬多件作品進行了鑒證，而數據庫是向社會免費開放的。例如，畫家何家英確認的每一幅作品，雅昌都會通過科技手段對多個局部的紙張纖維結構、墨水與紙的附著狀態進行記錄，這是作品的DNA，無法復制，以后市場上再出現其中某幅作品，只要與數據庫一比對，就可以確認孰真孰假了。

南京畫家喻慧曾在雅昌做過鑒證，她告訴記者，那一次來自全國各地藏家帶著她的作品請她鑒定，她認可的就簽字畫押，雅昌當著她和藏家的面采集數據，“鑒證的作品，還不到我作品總數的5%，數據的全面性很有限，不過這些作品經過我的認證，在法庭上即使不能算鐵證，至少也是力證。”

申小波承認，對于已經過世的藝術家，比如傅抱石；或古代藝術品，如引發爭議的《功甫帖》，鑒證制度并不能提供更權威的意見，但是著眼當下，它可以凈化今后的藝術品市場：“100年以后，入庫的作品也許還會有爭議，但肯定是藝術品市場上可信度最高的一批；假如100年前有人做這個工作，那么現在市場上張大千、徐悲鴻、齊白石的作品也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贗品泛濫了。”

本報記者  王宏偉 顧星欣